招牌组成了城市的文字风景，一朝一夕见证了城市历史，一角一隅占据了城市空间，一笔一画描绘了视觉文化。去年北京的一纸拆除令引起诸多热议，热潮褪去后，人们或许只能忆起这场口水之仗，却来不及留意真正的招牌风景。假如有一天城市招牌面临消逝，它会否成为你的城市乡愁？

招牌在中国古代的原型是「招幌」，「水村山郭酒旗风」，描绘的便是酒家的招幌迎风飘扬的模样。

起初仅是为了标示店面位置而挂起一面信手而书的旗子，随着商业体系的成熟，各个行业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视觉元素，从文字、图形到灯具的使用，红蓝黑金、谐音祥物、传统纹样的装饰，招牌的进化是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的缩影。

进入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期，招牌继续进化，其中负盛名的便是霓虹灯了。

流光溢彩的霓虹招牌唤起无限的消费欲望，成为资本主义的直接象征。霓虹的发明本是用来模拟北极光的幻彩效果，后在巴黎首次被用于广告牌。在三十世纪，伴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光电与世界大战的硝烟，霓虹灯快速扩散到世界各地：东京新宿的风俗店，上海南京路的百货公司，好莱坞的电影院，香港的茶餐厅，澳门的赌场，地球表面从此又多了几盏长夜之灯。尤其在商业快速发展的美国，霓虹灯大肆流行，一举成为波普文化的代表符号，与彼时经济的灰冷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给街道带来新风景的霓虹灯同样遭到了政府管制，港英政府就曾颁布过《宣传品规定条例》，「任何会破坏任何的天然美丽风景或损害性地影响任何地区的宜人之处的宣传品」均属违法。

与此同时，出现了更省电的 LED，更坚固的塑胶板。更为关键的是，随着跨国企业的出现，无法快速复制的霓虹灯不再能满足品牌识别的统一性需求，很快被市场淘汰，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留下的惊鸿一瞥。

现今的香港依旧保留着不少旧式霓虹灯和手写招牌，与之相似的上海却只留下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南京路步行街，霓虹灯也早已被稳定恒亮的 LED 代替。

茅盾在《子夜》开篇，写上海霓虹灯街景：「Light, Heat, Power!」。符号学的解读也好，博物学的观察也罢，伴随着工业和商业而出现的招牌，见证了城市的兴衰起落， 直指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和权力。

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大的地区之一，香港岛核心地区的建筑容积率可以到达十倍。在水泥森林里，招徕顾客的招牌必须找到自己的空间，突出建筑墙面，悬于行人头顶，造就了香港独特的城市街景。

在台北街头，完好存留下来的老建筑很多，建筑立面的肌理丰富，招牌也参差多态，竖排的横排的，数码的手写的，贴墙的架空的，甚至还有挂在走廊头顶的。惯用刘体楷书的店面给人一种温和而日常的气息，就着午后的阳光，让人忍不住走进小店，吃上一碗牛肉面。 招牌给予建筑沟通的可能性，不同的招牌附着于不同的建筑之上，才生机勃勃。

与高楼林立的香港相比，北京的天际线显得低而扁平，马路也更宽阔，这自然和北京的城市规划方针不无关系。北京市政府出台过一则控制高层住宅的规定：二环内不得建设高层住宅：二环以外允许建设少数高层住宅，但依据楼房类型，至多不能超过 18 层。因此北京的建筑大多四四方方，许多店家选择将招牌直接建在楼顶，行人从远处一眼就能看见。

上海紧凑的住宅空间亦造就了不同的招牌形态。踏进一道道石库门，里、坊、巷、弄错综复杂，许多弄堂仅容一人通过，推开窗，就能够着对面人家的窗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纵横交错，这样的空间之内，店老板们竖起一张张手写的小招牌，挂在店门口，或者直接斜靠在墙边，行人一道余光就能清楚地意识到店铺的存在。紧凑的弄堂里，这厢有个裁缝铺，那边有个修鞋摊，招牌和墙边的自行车、拖把、水龙头一起，一进一出间，构成了重要的日常记忆。

着眼城市文化的学者和艺术家们总会把目光聚焦到招牌之上。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里，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等人强调了招牌作为「地标」的重要作用：有文字和图像的招牌赋予一个空间以沟通的可能性，像霓虹灯一样夸张的招牌可以增强「地方感」。这种「地方感」塑造了人们的城市记忆。

现代城市陡增的光亮和招牌用视觉图像刺激人的欲望和权力，毫无疑问强化了人们的城市记忆。如诗人也斯所言，「空间」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变成了反复积累记忆的「场所」

霓虹灯会被淘汰，招牌也可能被拆除，基于招牌的城市记忆依然可以在人们的脑海中不断累积，衍生新的情感载体。